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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毅夫: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福建时期
http://www.CRNTT.com   2019-04-15 00:23:16


汪毅夫(中评社图片)
  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(作者 汪毅夫)作为学术史,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往往要从北京大学、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、歌谣征集和方言研究讲起,从北大学术牛人讲起。

  1948年,杨堃的《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》正是由此开讲。杨堃把“北大时期(1922-1925年)”作为“民俗学运动的起源”,紧接着是“民俗学运动的全盛期:广州中大(1928-1930年)”、“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: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(1930-1935年)”。

  杨堃(1901-1998)也是学术牛人。40年后的1988年,另一学术牛人钟敬文(1903-2002)对杨堃的说法委婉地提出意见。他透过《我与浙江民间文化》(1988)一文告诉我们,他本人以及江绍原、娄子匡、钱南杨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创会会员,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学术成就相当骄人,应该得到的评语绝非“衰微”一语了得。

  吾人于此不免好奇:

  从“北大时期(1922-1925年)”到“广州中大(1928-1930年)”之间的“1926-1927年”是“虾米”(什么)时期呢?北京大学董作宾、沈兼士、林语堂、顾颉刚、容肇祖等学术牛人于此期间“去哪儿”呢?杨堃忽略而钟敬文也不

  曾补充提起的时期是否比“衰微时期”更微不足道呢?

  实际上,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有个“福建时期(1926-1927年)”,这是一个相当重要、可以做学位论文的选题的重要时期。

  提起“福建时期”,福建协和大学和厦门大学可以坦然笑对前起的北京大学、后出的广州中山大学,可以骄傲地笑到花枝乱颤。

  福建协和大学创办于1916年。1925年前、后,北大陈锡襄、董作宾先后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。陈锡襄到校之初就有“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、歌谣研究会、方言调查会、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,组成大规模的‘闽学会’”之计划。1924年11月,陈锡襄曾“写一封长信给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报告此事,所以自那时北京的朋友们便知道我们有这项的计划”。1925年春,董作宾到校。陈锡襄、董作宾合捐10元,又从国学系借了20元,征得学生50余人,办起了“闽学会”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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